诚恳地表示希望他到北平工作，并嘱有关方面尽力促成此事。梅兰芳不好拂逆周恩来的一番好意，加之他后来先后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京剧研究院院长等职，进京自然更利于工作。从此，他在护国寺街定居了下来（这里后来成为梅兰芳纪念馆）。

    孟小冬和杜月笙举行婚礼后不到一年，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弥留前，他将财产做了分配。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据说，她脱口而出：“这怎么够？”不够又能怎样。也幸好之前他们举行了婚礼，她是有名份的——五姨太，否则，她连两毛钱恐怕都拿不到。

    即使两万美元不够，她也不得在办完杜月笙后事后，黯然迁出坚尼地台18号杜寓——她难以和姚玉兰同住一个屋檐下——迁居使馆大厦的一套公寓。当年，她和梅兰芳生活了四年，最后以四万块钱了结了一切。从1937年算起，她跟了杜月笙长达十多年，最后以两万美元了结了一切。不同的是，前一个男人，走了；后一个男人，死了。

    此后，孟小冬在香港的生活，又变得单纯起来。她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人让她牵挂，更没有人需要她伺候。她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时候，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早已离开香港返回了大陆，艺人们聚在一起办个小型堂会的机会也没有了。她以什么打发时间？抽大烟。唯一的朋友，是琴师王瑞芝。平是，他给票友吊嗓说戏，以此为生。他偶尔会去看看孟小冬，在杜月笙死后，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成了她唯一期盼的朋友。

    有一天，王瑞芝又来看她。闲谈中，他提到有一个唱余派的人想拜她为师，这人叫钱培荣。关于授徒，她似乎非常不热衷。她是不好为人师吗？也许是，但以她自己的说话，是体弱多病，没有精神。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她内心深处，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据说，晚年她定居台北时，来了吊嗓的兴致，居然将窗子关得严严实实，还将窗帘拉上，生怕被别人偷听到。有人认为她相当自私。其实，旧时代的艺人，大多不愿传艺。“艺不传艺”是那个时代的约定俗成，原因是艺人地位低下，生活不易，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孟小冬只是遵循了旧俗而已。

    很多人都想拜孟小冬为师，但也都知道她不收徒。钱培荣之所以大胆提出拜师，是因为在几年前，他作为杜月笙的弟子到杜府吊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孟小冬听到他唱《武家坡》，就对杜月笙说：“这是余派圈内的唱法。”杜月笙说：“那你干脆教教他。”孟小冬说：“他是你的学生，又不是我的学生。”从她的口气中，钱培荣听出来，如果他是她的学生，那她一定会教他的。这让他看到了拜师的希望，于是先说服王瑞芝，让他做说客。

    王瑞芝旧事重提，孟小冬也记得当时他和杜月笙的那段对话。看在王瑞芝的面子上，她有些动摇。又想想她如今孤身一人，无所事事，还不如收个徒弟，为他吊吊嗓子说说戏，也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她点了头。

    钱培荣高兴极了。不过，他了解孟小冬的脾气，不敢擅自登门。有王瑞芝做中间人，他似乎还嫌不够，又恳请余叔岩的挚友孙养农代为引荐。当时，孙养农正在编写《谈余叔岩》一书，常常劳烦孟小冬。孟小冬很支持此事，积极配合协助。后来，她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仰思先师》的序言。有王瑞芝，又有孙养农，收徒的事儿，便说定了。不过，孟小冬第一次收徒，不仅收了钱培荣，由钱培荣推荐，她同时还收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赵培鑫。赵培鑫特地从台湾赶到香港，和钱培荣共同参加拜师礼。

    之后，孟小冬又先后收了黄金懋、李嘉有、蔡国蘅、吴中一、严许颂辉、许密甫等为徒。颇有意味的是，她收的徒弟，没有职业演员，都是票友。其中缘由，无人确知。难道是对她失守“不收徒”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