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席卷而来。所有的电影通通被打成了“毒草”，所有的舞台通通被迫拉上了帷幕，所有的文学作品通通被封存或者烧毁，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将要触及到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一直活跃在文艺界的江青更加猖狂地跳到前台，以“文艺旗手”自诩，她把最感兴趣的地方戏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编成现代京剧。以一个全新的面孔进行大刀阔斧的所谓的“京剧革命”。这种“京剧革命”首先挑选的主要题材全部都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斗争题材和当代生活题材，当然，后者一定要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与隐藏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情节。所以，被江青重点列为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之内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广大观众心目中，通过故事影片、现代京剧和现代沪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所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红灯记》。

    在随后的正式演出当中，江青总是“横挑眉毛竖挑眼”，多次当着副院长张东川的面，指责阿甲和李少春把戏给改坏了，并下令立即修改。她在文化部部长周扬、副部长林默涵、徐平羽等人的陪同下，再次观看彩排，对一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的修改，大发雷霆，同时，对不服从她的命令的阿甲恼羞成怒。江青继而把事情故意闹到周总理那里，是总理出面调解，此事才告一段落。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亲自观看了京剧《红灯记》的演出，毛主席对剧中“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这两场戏，最为动情，并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不久，毛主席在江青的陪同下，又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前来北京演出的《红灯记》。

    此后，这出现代京剧《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进行独家演出，同时期衍生出来的昆曲《红灯传》当然要悄无声息地下马。所以，江青把窃为己有的所树立起来的“八个样板戏”，再来一番挖空心思、毫无价值的“改头换面”。演员已经第二次进行了必要的轮换，昔日的李少春由于是“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之初就早已被打倒了，他饰演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接替，杜近芳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也让她靠边站，由刘长瑜顶上李铁梅，唯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饰演鸠山的袁世海在当时暂时“幸免于难”，而得以继续在舞台上扮演以往相同的角色，并和刚上台主演的青年演员一同演出。

    在令人感到万分恐惧、充满着“文革”运动之中，由于许多文艺团体的编导从生活实际出发，而在个别细节中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便被“四人帮”的爪牙们为了忠实于主子，硬给他们扣上了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江青曾恶狠狠地扬言:“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许改！”可是，她自己却出于个人目的，唯恐怕别人说她是盗名窃誉，而故意把《红灯记》剧情中明确说明的故事发生在东北某地，硬是多此一举地改成华北某地。同时江青也是出于对东北“北满抗联”的革命斗争历史有一种人为地仇视，个中原因，便是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建国后已经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中，“义勇军”则是明确歌颂东北的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的浴血奋战，而词作者田汉因与江青不和，不但早已经被打倒，而且在一年前就含冤自尽。所以，江青决不容许由她亲自树立起来的“革命样板戏”，会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与之牵扯和关联的蛛丝马迹。

    1965年２月，中国京剧院在春节刚过不久，就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进行演出已经标明为“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其文化底蕴经过千百年来的沉积，已经日显深厚，在文艺一片暗淡无光的当时，由首都一流的京剧院前来演出，自然产生很大的轰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