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并在单位天天遭受到残酷地批斗。因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况且平时在单位因为曾经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而吃过苦头，所以，其言行一向是谨小慎微。所在每次的批斗会上，也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汪曾祺在那个时候的心情，真是阴冷、灰暗到了极点，当他听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因不堪受辱，而跳进了什刹后海的太平湖，他也曾想到一死了结。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奇特而奇妙地不可思议，汪曾祺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在突然间被意外地“解放”出来。在被揪斗出来的７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４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谁料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在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之际，就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一起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甘家口外的钓鱼台国宾馆，在第十七号楼“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受到了“文艺旗手”江青的亲自接见。汪曾祺和江青并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见，原来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需要，江青为了想突出个人成绩，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深入创作，并尽快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对于京剧《沙家浜》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准备在已经修改并上演的剧中，把最初的二号人物郭建光与一号人物阿庆嫂，分别设立为男女主人公，除了两个剧中人在戏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这个中心人物形象上，还应该在其唱腔设计上狠下一番工夫，因为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这才突然想起了为剧本移植、改编和多次修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汪曾祺，这便是汪曾祺在那个年代被打倒之后，又柳暗花明充满戏剧性地被“解放”之谜。于是，为了让他继续参与和修改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工作，江青下大力气要树立她一手主抓的“八个样板戏”。而入选其中的《沙家浜》，正巧是汪曾祺早在1963年就开始接触过的一个剧目，所以，他此番被“翻身”，正是缘于此故。

    当了半年的“黑帮分子”，运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剧曲目给抛在了一边，心想从此以后再也和这些无缘了，谁能料到，时来运转，好在是汪曾祺多年来一直从事京剧曲目创作和研究，所以，他迅速调整好心态，又重操旧业。紧接着，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在剧场里，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在每一场的排练时，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按实际生活和舞台艺术的需要，再进行修改、推敲，直到通过。当时，陪同江青观看彩排、并像保护神一样，端坐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以及后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还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周恩来总理也曾经陪同观看过两次，因为事务繁忙而临时离场。江青每讲一句话，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这些人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