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诚惶诚恐在笔记本上恭恭敬敬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而有时真是漏掉的字，他们也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进行询问，而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私下里相互对照，唯恐曲解语意。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等道具，这些当年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们，却不怕有失身份地抢着去执行命令。甚至稍有不慎，还会遭受到江青毫不留情地呵斥。在排戏过程中，全场就只听见江青一个人对着舞台上经常大声叫嚷着:“停停停，郭建光！你这个唱词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文采也不足！”随即扭过头来，对坐在侧后的汪曾祺说:“老汪，你现在就重新写一段！”停一会儿，又听得江青的声音在剧场里再次回响:“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韵白！老汪，你现在就给改成韵白。”汪曾祺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会当场修饰出一段情文并茂的唱词或道白来，在征得江青看了满意之后，马上传到演员的手里，当即就让这样排练。《沙家浜》的每一个唱词和道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的，江青为此真可谓煞费苦心。

    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京剧《沙家浜》举行了一次定稿研讨会。江青、姚文元、叶群以及专门为此成立的“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们，再加上北京京剧院领导、还有《沙家浜》剧组的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桐等主要演员全部到会参加，作为主创人员之一的汪曾祺，自然是不可缺少。会上，每个人给了一份用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轮流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诵，如果念到哪一段话、哪一个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个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她就会像以往一样，当场指着汪曾祺，让他马上进行修改。如果当场改得不好，或者没有被江青所认可，就在这个需要被改的地方注明，会后再抓紧时间继续修改，有时，为了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翻来覆去地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感到满意点头为止。

    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一声令下，“样板团”必须要去故事的发生地——苏州、常熟一带去体验生活，她再三强调，到当地去现场感悟一次，要比舞台上演上百遍还管用，并可以此增强无产阶级的真挚情感。以前，这出戏在舞台上排演之前，“样板团”里的许多成员，就已经来到过这些地方，但是，作为“革命样板戏”的重头剧目，此次再次前往此地，意义非同凡响，而且连同他们的身价，也随着“革命样板戏”这一至高无上的头衔，而变得身价百倍。他们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并走访了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老百姓，请他们讲述那些已经听到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在认真听了之后，还经常召开会议，组织个人发言，大家畅谈心得体会，无论是职员，还是演员，的确都是全身心的把此当作是一次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来努力去做好，并且对自己能幸运地成为“样板团”中的一员，而倍感幸运和荣光。

    1970年5月21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会议主题是拥护毛泽东主席在集会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20声明”。《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作为嘉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当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的名义，正准备写出一篇“大块头”的体会文章，当年的《红旗》杂志第6期，要连同此文与《沙家浜》剧本一并发表。正当并没有接到邀请通知的汪曾祺在家中撰写此文的时候，江青又突然派出一个军代表，赶紧要汪曾祺火速赶到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去。在当天新华社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