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非亚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帮助他们恢复神志正常。例如，一个神经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亲。原因可能是由于童年时代的某种情况使他憎恨自己的母亲。由于没有摆脱亚里十多德的习惯，他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们都是被人叫作母亲的。但是这个词，正如科尔兹布斯基反复说过的那样，并不是那个意思。当一个人学会为母亲编制索引，就是说，称她们为1号母亲、

    2号母亲、3号母亲时，他才会看出别的母亲和他自己的母亲并不一样。另外，即使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他童年时的那个母亲了。而是1910年的母亲、1911年的母亲、1912年的母亲，等等。懂得了这一切，那个神经病患者对母亲们的憎恨情绪就会大大减弱。

    当然，非亚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仅限于编制索引和标注日期。例如，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发明了一种教具．叫做“结构差异器”。这是一组上面打了孔的小盘子，用绳于和木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孔连系在一起。《时代》杂志把它叫做“语义学念珠”。

    显然，为了教授良好思维习惯而设置的各种普通语义学设备，本身没有什么“神志不健全”之处。在精神病学方面，这些设备对于各种学派的医生在和病人交谈或给予指导时，都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科尔兹布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它们的治疗价值夸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了。在各种会议上，普通语义学家们都要证明一番语义学的治疗方法可用于酒精中毒、同性恋、盗窃癖、坏的读书习惯、口吃、周期性偏头痛、慕男狂、阳萎以及无数其它神经机能病和心身性病症。在一次会议上，一位牙科医生报告说，他向病人讲普通语义学，使患者情绪更加稳定，从而减少了他们口腔里的酸液。结果，填料在牙齿里保持的时间更长了。

    科尔兹布斯基关于非亚里士多德思考方法对身体有治疗效果的解释，本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过这一理论被他的追随者们认为在神经病学上不可靠而摒弃了。这种理论与皮质和丘脑有关，认为皮质在合理思考时才起作用，而丘脑则在发生情绪反射时才起作用。在情绪反应的冲动下采取行动之前，科尔兹布斯基推荐一种“语义停顿”法，即从1数到10，使皮质有时间作出和谐的正常决定。一个养成这种自我控制习惯的人，他的神经系统就会产生“神经—语义的松弛”，从而达到血压正常，增进健康。

    在这方面有一个事例挺有意思。这位伯爵注意到只要友好地拉一拉学生的胳臂，就能使学生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于是他就发明出一种特殊的肌肉松弛法。这就是普通语义学研究所1943年出版的夏洛特·舒恰尔特的《语义学的松弛法》所提出的方法，即抓住身体各部分的肌肉，并摇动它们。

    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的著作，都没有提及伯爵的这些理论。例如，罗素的专著本来论及一些科尔兹布斯基自以为是大权威的课题，但专著中连顺便提到这位伯爵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倒不是因为顽固的偏见和正统观念。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科尔兹布斯基貌似博学地写出的著作，对于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没有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伯爵的大多数追随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的著作的价值在于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首次作了伟大的综合研究。

    果真如此吗？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或职业的神经病学家会这样认为。在有关逻辑学、数学、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上，《科学与神志健全》与其说是作了成功的综合研究，还不如说是对大量近代著作的剽窃。伯爵的著作倒更象是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抄来的一些概念集成的大杂烩。伯爵的许多想法之所以给人一种新鲜的假象，仅仅是因为他给它们发明了新的名称。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921年出版的《人类的成年期》，把植物说成“能量结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