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不义、内乱，这是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犯此十罪者，杀无赦。

    出钱负罪制从本朝初年就开始了。朝廷出售免刑权，继而取得财政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朝廷聚敛财富的一种特殊手段。

    本朝四百年来，西北两疆战乱不止，不得不大量用兵，修建长城和边塞要隘，军资开支极其庞大。

    为了增加赋税，朝廷想尽了办法，实施了各种措施，而赎罪收入就是增收的一种办法，占据了赋税收入很大一部分。

    孝惠皇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朝廷曾下旨，民若有罪，入赎六万钱可免死罪。

    而孝武皇帝在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曾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则可减死一等。

    光武皇帝中兴之后，朝廷财赋一度紧张，赎罪范围大大扩大。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朝廷下旨，从死刑到最轻的刑罪都可以入缣免刑。

    出钱赎罪，对朝廷来说是聚敛财赋，对有钱人来说可以免除刑罚，但对贫穷者来说，却是不公平。

    本朝有名的大儒司马迁就因为无钱赎罪，遭受了宫刑。所以说，出钱赎罪在本质上是一个弊政。

    这次李玮修改刑律的力度非常大。他首先精简了法律条文，并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然后又在刑名后增加了法例律，丰富了刑名总则的内容，同时又对刑律部分重新做了编排和扩充。

    新刑律不但充分体现了刑宽、禁减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护了皇权和相权，保护了新政诸策，尤其对土地兼并和赋税制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新的刑律把刑罚设为五等，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并减轻罪罚力度，彻底废除了重罪连坐以及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

    过去孝文皇帝废除连坐和肉刑，只是针对重罪十条以外的罪犯。这次李玮一改到底，彻底废除了。

    重罪十条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定义和过去相比，有某些不同。

    但就是这些定义的差别，可以让很多人逃离杀无赦的惩罚。出钱赎罪制在朝廷第一次改制的时候废除了，因为其弊端太大，也不符合

    “乱世当用重典”的原则，现在李玮又把它恢复了，而且其赎罪的范围非常大。

    从最轻的

    “杖十”到死刑，都可以出钱赎罪。这样既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又缓和了各阶层、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符合

    “与民修养”的国策，短期内对社稷稳定还是非常有利的。另外，李玮在

    “出钱赎罪制”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个

    “官当制”，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不过，李玮尤嫌不足，他依据周代的

    “八辟”制，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

    “八议制”，规定大汉有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亲自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但犯了十条重罪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官当”和

    “八议”制对门阀世家、官僚士人极其有利，当然了，对北疆系的文武大吏也同样有利。

    很明显，李玮这是在为自己预留退路。李玮修改《九章律》，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对门阀富豪们做出妥协。

    黄猗的案子牵连甚广，如果继续追究下去，很可能演变成

    “谋反、谋大逆”。一旦此案的性质被定为

    “谋反、谋大逆”，那么所有受牵连的人都要掉脑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门阀富豪们肯定要妥协，要退让，但问题是，必须给他们一个能接受的退让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保住脑袋，保住财富。

    依据新刑律，所有的罪犯都构不成

    “重罪”，包括主犯黄猗、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