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

    “犯跸”案与

    “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

    “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

    “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黄老之学的

    “无为”是以

    “有为”为前提的

    “无为”，是君

    “无为”而臣

    “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

    “无为”又可以称为

    “无不为”。在《黄帝四经》看来，

    “道”虽然

    “无为”，但

    “道”却又生

    “法”，因此作为

    “执道者”的君主的

    “无为”也应象

    “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

    “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

    “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

    “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

    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

    “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

    “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

    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

    “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

    “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

    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

    “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

    “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

    “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主张的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作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

    “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

    这一点和儒家

    “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

    “受天命”还是

    “臣弑君”。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

    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

    孝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