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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洗铅华不洗愁——写者、编者谈《往事并不如烟》
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章诒和: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传统不是你想抢救,就能抢救的;作品不是你评为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动机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国戏曲来说,“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好,在官方诸多的文艺方针政策里,这个方针可能是最正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想到“推陈出新”的最终结果,是凋敝、衰败和灭亡。举个简单例子,袁世海会四百出戏,如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的戏也只有十几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胜古人,现在的杰作未必超过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便满足了。可能一半也学不到。文学艺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历史时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流脉,它们所蕴涵的精神价值都会沉淀、积累下来。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终将被重新开掘出来。

    王培元:一位友人认为,无论《往事》的内容,还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种“贵族精神”。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呢?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像持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原则、侠骨柔肠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书画生活中的、散淡的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名流,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遗闻佚事,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表现出的贵族精神及其文化气息,在我们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违了。作者以凝重而又优雅的文笔,细腻而又润泽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鲜为人知的独特人生和卓异个性,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尊严、高贵心灵、渊博学识和优雅风<dfn>http://www?99lib?net</dfn>度,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

    譬如,作者把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对旧戏曲的珍爱,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与孤独,他的人生态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写得出神入化,读者也由此而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气节的人格尊严,犹如一曲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诉,余声袅袅不绝。解读了张伯驹这个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钧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往往是最固执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历史、回忆人物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多角度的大视野观照,有一种超越性的襟怀与气度,不光是写了人物与政治的纠葛冲突,而且更写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透视出人与时代、性格与命运的繁复错杂的互动关系,让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压抑,意蕴丰富深厚,韵味绵长。

    章诒和: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各种批评的最大差别在于和意识形态发生的关联上。说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关联,并非是讲批评代表着某个政治观点,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识形态氛围下形成的,批评主体(即批评家)又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个北欧的文学批评家,看了《斯人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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