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由广西有名的老演员挂帅。剧团做东，在一家餐厅与首都戏剧界见面。宴毕，广西的一个同志给每位北京来宾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装的是啥，故无人拆看。递到张庚的面前，老人家还以为是戏票、通知之类的东西，便打开了：原来是二百元人民币。

    张庚把钱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对坐在自己身边的广西一号女演员说：“××同志，你请我们吃了饭，怎么还要送钱？”

    ××同志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大家都愣在哪儿，场面尴尬又有趣。

    张庚丢下信封走了。

    后来，送红包的方式有所改进，改进为送到评委家中。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在张庚家里吃晚饭--涮羊肉。饭后约八点来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相貌清秀、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门口。脸色疲惫，神态胆怯的她，自报家门：“我叫×××，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想拜望张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评奖前夕，她恐怕是为奖而来。于是，本打算告辞的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张庚夫妇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则坐在紧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花奖的评选。”

    梅花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子”，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庭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出。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天色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花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花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爱好戏剧、喜欢演员的副部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处处长、副处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强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点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