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是爱，是热情。

    张庚出生在湖南长沙，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习诗书，通文墨。年幼的张庚，是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出身，却是个吟走文人。他不谋职当差，不存恤妻小，一生无所作为，浪迹天涯。一九五Ｏ年，仍不肯就范于社会规则的他，就范于家庭。他厨艺高超，一日三餐亲自掌勺。当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饭，他就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文，读唱本。父子之间淡如水，轻如云。然而于父亲去世入殓之际，第一颗铁钉在敲击声中钉入棺木，张庚仰天痛哭。其声哀，其情恸。那清淡似水如云的骨血关系，原是一把刺入深心的锋刃。

    进入九十年代，我去张庚家里闲聊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着他家客厅里的两个多宝槅，说：“张老师，你这个多宝槅里配置的瓷器小摆件很不错。款式错落，颜色各异。”

    老头儿听了一下子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说：“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为还有两件事可做。”

    我说：“你都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还能干啥？”

    张庚站起来，让我看看他陈设的几套茶具。说：“这是我摆放的。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

    他得意地说：“我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内设计。”

    我大笑不止，遂问：“那第二件呢？”

    张庚坐回沙发，对我说：“搞创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够了，张庚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

    “你想写自传吗？”

    张庚摇摇头。

    “我想写一个人。”

    “写谁？”我问。

    “玄奘。”

    我暗自吃惊：怎么和我翦伯伯（伯赞）晚年的心思一模一样？便再问：“你为什么要写他呢？”

    他告诉我，自己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玄奘。

    我说：“你是共产党员，最该钦佩的人当是马克思才对。”

    张庚说：“这事和政治思想无关。我对玄奘的兴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并保持到今天。可惜一直没有时间。等我彻底闲下来，就一定去做。”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玄奘的一生。并说：“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险阻艰难，百折不回。这就是我特别尊敬和钦佩的人了。”

    我一直等着他闲下来。但到死，张庚也都没有闲下来。

    玄奘没能来到他的笔下，却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有时，我觉得他的精神就很像玄奘。

    张庚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延安。他的理论著述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每年的五月，张庚都要撰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重申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他在理论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场合就听他讲过一些很精辟的政治见解。比如，在议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张庚一语惊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干他娘娘。”但进入现实环境，张庚的政治表现常常又不怎么杰出。可以说，他一直是戏剧界右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张庚却不识时务地为戏剧的正规化、专门化辩护，在戏剧系按斯坦尼体系教学，排演等大戏，并说“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六十年代，关于“封建道德问题”的一场讨论，由于坚持“封建道德的全民性、继承性”等观点而被《戏剧报》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弄到徐水的一个县，去当个县委副书记。“文革”中，张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检查，抄家，劳动。到了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