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1964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博尔德一家餐馆的那一幕，那个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谢里尔（Cheryl）。”她咧开嘴笑着，给了我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水。在我的祖国或南亚，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开放坦率。
至于说到美国餐饮，我可真是怀念我母亲做的辛辣食物。尽管我也喜欢法式炸薯条、汉堡包、薯片和番茄酱，我还是从心里厌烦美国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饭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简直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周围有来自各国的同学，我在博尔德的夏天飞快地过去了。秋天，按照奖学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纳西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继续学习，在那儿的经历可是完全不同了。对比科罗拉多宽广的景色，纳什维尔（Nashville）令人消沉，毫无意趣。再者，范德比尔特不久前才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甚至连我常去的那家名为“校园烧烤”的狭小餐馆，直到六个月以前还都“只对白人”开放。外国学生屈指可数，而且，根本没有孟加拉人。我感到孤独，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韦斯利大楼（esley hall）气味熏人，我们很快就重新命名它为“韦斯利地狱”（esley hell）。暖气管整夜都砰砰作响。淋浴是那种老式的开放式间格，以我的腼腆拘谨，只好带着一条长Lungi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们穿的一种缠腰长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唯一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学者。一开始的课程使我感到厌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经做过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生规划实在是很肤浅。然而幸运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轨道，师从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一位罗马尼亚著名教授。
杰奥杰斯库—勒根教授是校园里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给许多学生不及格，据传他毁了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但是我认为他很棒。他教给我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课程，还教给我一些精确的经济学模式，这些最终帮助我建立起了格莱珉银行。通过他，我认识到没必要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驱使它们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还教我认识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是我们的傲慢自大促使我们对一些简单的问题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答案。
当我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学习时，我肯定全无打算会找一个美国妻子。我设想，在该结婚时，就会像周围所有的人那样，通过媒妁之言缔结婚约。对于女性我毫无经验，在她们身边我极为腼腆。总的说来，孟加拉相当中规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