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相当保守的，而在我长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区，宗教气氛浓厚此风尤甚。在我的家庭中，从来不会开放地讨论这样的私事。
1967年，在范德比尔特的图书馆里，当一个梳着齐肩红发、蓝眼睛的美丽姑娘向我走来时，我全无准备。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巴基斯坦。”我很紧张地回答说。
这个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对我和我的背景特别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薇拉出生在苏联，但是她和她的亲人在二次大战后不久就到美国来了。他们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我们相识两年以后，1969年，薇拉离开了田纳西，回到了新泽西。当时我已经在计划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儿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说。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说。我极为固执:“那是个热带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儿得到的待遇和这儿可不一样。”
“但我一定会适应的。”她坚持说。
她不断地给我写信，打电话，讨论这个问题。每次我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这样一个举动为什么行不通时，她就会找到一种反驳的理由。
终于，我改变了主意。
我们1970年结婚，搬到纳什维尔以南50英里一个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镇，在那儿，我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书。生活平静平和。1971年3月25日，我回到公寓去吃午饭，边打开收音机收听达卡的新闻，一条简短的报道说，为了封锁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所有政治活动，巴基斯坦军队已经进驻，独立运动领袖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逃亡了。
当时我正在换衣服。我停下来，冲过去拿起电话，拨通了在纳什维尔的齐勒·拉赫曼·阿塔尔（Zillur Ra party），他不断地说:“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再等等更多的详情消息吧。”
我不同意。“我们已经有了所有需要的详情。”我说,“孟加拉已经宣布了独立，现在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是否把自己看作这个新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我宣布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孟加拉。我宣布我忠于孟加拉，如果还有谁愿意加入我这一方，他有自由这样做。那些不加入孟加拉的，我会将他们看作是巴基斯坦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一片沉默。我那种提出效忠的方式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提议，我们组成孟加拉公民委员会，并马上拟了一份新闻稿，以供在纳什维尔的纸媒与无线、电视等媒体的传播。
我们决定了三件事：
1我们要争取会见当地所有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和当地日报的编辑们，将我们的决定阐述清楚，并寻求对孟加拉事业的支持。
2我们每人马上捐1000美元，建立一笔斗争基金。
3我们每月将工资的10％捐给这一基金，直到孟加拉独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增加捐献的百分比。
大家都掏出支票簿来，或是从别人那里暂借，存上了基金的第一笔钱。
第二天，3月27日，我们和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都约上了。我被选为孟加拉公民委员会的书记和发言人。当地的电视台都兴奋不已，它们很少有机会抢先报道国际性新闻，对于它们来说，我们代表着一个带有当地视角的爆炸性热门国际新闻。我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另外五个人是市立医院的医生，在此，我们宣布自己是一个尚未诞生的国家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