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国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一次次使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自己的祖国里，面对缺乏活力的经济，保守的精英阶层，还有频仍的自然灾害，我们曾不得不去克服了多少巨大的障碍啊。

    到1981年底，当我们在坦盖尔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个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他们把格莱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因素——我本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献身。他们仍然确信，格莱珉的概念是无法扩展的。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制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凭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要受到打击呢?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莱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我们的成功归结于我个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这与两年以前我们在乔布拉村进行很小范围的试验时我所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第六章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穷人的银行家但是这种遁词掩盖着一种更大的忧虑。这些商业银行家宁愿将大笔的钱借给很少数的客户，而相反的，我们以拥有众多贷款者而骄傲。我们的年度报告列出了成千上万笔小额贷款项目，都被用来做各式各样新的生意：从脱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黄铜贸易，修理收音机，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莲。

    环顾着围桌而坐的这些表情严肃的人，我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好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试验扩展到一个很大而分散的地区呢?你们尽可挑选能够找到的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吧。要确保地域分散，相隔很远，那样，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纸笔，当时就画出了一个格莱珉试验的五年扩展规划。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ep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1981年我告诉亚德里安说:“我需要一笔机动的资金，用它来应付我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我还需要给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家提供一项担保，这样，他们就不会借口规划扩展风险过大而退出了。”

    由罗恩和玛丽推荐，福特基金会同意向我们提供8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根本不会去动它。“有这笔钱在那儿，就会带来神奇的效果。”我说。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把那笔资金存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从未取用过一镑。

    我们还从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开发基金（IFAD）商贷了340万美元。这笔款项与从孟加拉中央银行贷出的一笔贷款对应，将在之后三年内用于五个地区的格莱珉扩展规划。

    于是，在1982年，我们启动了覆盖五个互不相连的地区的扩展规划，它们是：位于这个国家中部的达卡地区，东南的吉大港地区，东北的伦格布尔（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盖尔。至1981年底，我们累计发放的贷款总额是1340万美元，而仅在1982年一年，我们贷出的金额又新增了1005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