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

    我并没有打算去和世界银行总裁吵架，但科纳布尔说到世界银行向孟加拉的格莱珉提供了经济援助时，令我恼怒了。我认为我应该纠正这个错误的信息，于是很有礼貌地插话说，世界银行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科纳布尔不予理会，又提到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帮助了格莱珉。这次我坚决地反驳了他。科纳布尔对我的抗议置之不顾，继续重复说世界银行向格莱珉银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认为我应该对卫星电视的观众们澄清事实。我们这些格莱珉银行的人从来没有想要也没有接受过世界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们不喜欢那家银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专家顾问经常会插手接管他们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被纳入他们的运作方式轨道之前，他们是不肯罢手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人来干预我们的体制，或是来吩咐我们如何行事。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年，我们的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一笔两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还告诉科纳布尔——他正在喋喋发表关于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干才的议论——雇用聪明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有益穷人的方针和项目。

    我发现，多边捐助者的扶贫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举我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的经历为例。1989年，为了应付岛上不断加剧的儿童营养不良，启动了一个名为“完善”（Dungganon）的格莱珉复制项目。几年以后,“完善”项目的创建者塞西尔·德尔·卡斯蒂略（Cecile del Castillo）博士为了扩展她的项目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申请款项。那个机构于是派了四个使团来对她的提议进行调查，在机票、食宿和专家费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然而，由于复杂的官僚原因，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得到一分钱。换言之，专家审查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而岛上那些贫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笔由这个机构所援助的小额贷款。我忍不住评论道，如果那个内格罗斯项目能得到等同于联合国使团的花费的款项的话，就够援助好几百个贫困家庭了。

    咨询业的兴起严重地误导了国际捐助机构，形成了一种假设，即接受捐助的国家在确认、准备和项目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顾问们对所援助的国家颐指气使，那些顾问甚至常常会扼杀受援国家的能动性。这些受援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会迅速认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数字，尽管他们很清楚那些数字并不正确。

    当格莱珉在1986年向世界银行清楚地表明不会听任其干涉我们经营的立场之后，该银行决定试图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额贷款组织，采用我们的方法并结合其他一些小额贷款项目的方法。我认为那是完全不实际的打算。最终，孟加拉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提议，但是世界银行并没有从这件事中汲取教训。反之，它将被拒建议书中的“孟加拉”涂掉，转手又把它提交给了斯里兰卡政府。

    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经历，促使我尽可能地去了解其他发展机构。我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多边援助机构有大把可发放的钱，在各个国家发放的数额都由官员们来决定，官员们发放出去的钱越多，他们作为贷款官员得到的评级就越高。因此，捐助机构里的年轻而有野心的官员们会选择一些价钱最大的项目。随着巨额的款项的移动，他们的名字也在升迁的阶梯上向上移动。

    在我这一行里，我经常目睹捐助机构的官员们在孟加拉不顾一切地将大笔大笔的钱发放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几乎会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直接或间接地贿赂政府官员。例如，他们会去租住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昂贵的新房子，或是打着官方研讨班和会议为幌子，邀请官员们参加海外诱惑之旅。顾问、供应商和潜在的承包人则常常为这个贿赂机制提供方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