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尽管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也表示同意瓦窑堡决议的方针路线。在这个转折关头，朱德和刘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下过程中，朱德受了不少委屈。张国焘搞了许多小动作，不是把朱德的马搞丢了，就是调康克清去“学习”，给朱德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但是朱德从不计较，泰然处之。在原则问题上，朱德从不让步。张国焘要朱德出面做中央的工作，承认他另立的“中央”。朱德严肃指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张国焘拿朱德没办法，他知道朱德在红军中的威望是不可动摇的。没有朱德，他的“中央”和“中革军委”都成不了气候。朱德尽管与他斗争，也很讲究方式方法，不与他闹僵。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朱德的威信越来越高，徐向前、陈昌浩都明显倾向于朱德。特别是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陈昌浩也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朱德对四方面军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从团结大局出发，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刘伯承被张国焘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只剩个红军大学校长的虚衔。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当红军南下失利，准备向北撤退时，他在芦山灵官场见到了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虽然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被张国焘选为“中央委员”，但不久就被排斥，转任粮食征集委员会的主席。刘伯承对何长工说：“我们观点尽管不同，但保存红军是一致的。现在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要不然恐怕你的粮食也不够。”何长工点头同意。刘伯承又对当时任四方面军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志坚说：“你应该多看两本书，如列宁主义问题等，将来还要做工作。”刘志坚是一方面军的老战士，他的立场也和刘伯承一致。

    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几条补充意见。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提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还强词夺理：“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能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否认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

    与前几封电报比较，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但他又不肯轻易认错，还在纠缠“党内斗争”那一套，不过现在大家都已不感兴趣，没几个人迎合张国焘了。

    红四方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

    1．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