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2．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3．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望兄等考虑选择之。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滇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做决定。”于是，他们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筹集粮食，待机北上会合中央。用大家的话说，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进行的调解，终于有了成效。张国焘有了初步的转变，四方面军又调头北上。当然，这些活动都是林育英在前面，毛泽东和中央在后面谋划。新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与斯大林没有关系。但是只有打着“国际”的旗号，才能使张国焘就范。正如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批判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每步每步的引诱他，给他从洞中诱出来。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给他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