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焘路线完全错误之标志。西路军既然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就不是执行中央路线。”

    陈昌浩以虔诚的认罪态度，将所有的帽子都扣在自己头上。他的盲目检讨起了反作用，中央认为他言不由衷，很不老实。徐向前也反对陈昌浩这种唯上是从的作风，在回忆录中说：“西路军第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理，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陈昌浩一错再错，不但没有为西路军挽回名誉，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193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在发言中基本重复了3月批判张国焘的那些话，指出张国焘路线实质上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因“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批判张国焘路线告一段落。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陈昌浩则继续反省。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右臂，陈昌浩随行离开延安，去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