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37年在红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红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毛泽东的这番话明确否定了红大“暴动”事件，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平了反。

    红大事件后，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有所降温。张国焘自己觉得颜面扫地，没法干下去了。他说：“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果然，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后来中央给张国焘安排了临时的工作，由抗大教务长成仿吾出面，请张国焘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

    1937年8月，陈昌浩回到延安。他见到张国焘，满面羞愧，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在中央书记处责令下，他写了长达7万言的报告。中央以《陈昌浩同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为题，于10月5日发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审查。

    陈昌浩的报告共分9章，在叙述了西路军自渡河以后的征战过程和一系列决策经过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他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有四点：一、马步芳、马步青为保持其领地而和红军死战；二、民族矛盾致使统一战线工作无法进行；三、二马在骑兵与数量上占有优势；四、我军在武器、地形、气候与战术上的诸多不利因素。在主观原因上，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影响，自己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在战略战术上连续失误，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导致西路军的失败。但是他声明：“西路军指战员为着党中央与军委所赋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没有灰心失掉，没有投降困难。而为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他说：“虽然西路军对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犯了很大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中央不能接受陈昌浩的报告。因为毛泽东已经给西路军下了结论。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写道：“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在中央的严厉批评之下，陈昌浩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这次他来个全盘自我否定，上纲上线地把自己与张国焘路线联系起来。他写道：“中央正确路线与国焘错误路线是绝对相反的，而不可调和的。前者是领导革命到胜利之路，后者是领导革命于失败之路。革命历史证明得很清楚：如果政治路线正确，环境虽劣，自力虽小，可以导革命于胜利；虽一时受到挫折，而终结必归于胜利。如果政治路线错误，环境虽好，自力虽大，可以导革命于失败；虽一时幸而胜利，而终结必归于失败。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虽受挫折，而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实现，这是中央路线一贯正确之铁证。四方面军虽有川陕苏区之胜利，而川陕苏区之自动放弃，南下基于挫败，番区之无出路及西路军之严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