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试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历史，但是历史却总是千变万化，给人以出乎意料的结局。

    1945年6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称之为党内团结的大会，在进行最重要的议程——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在讨论中央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时，大多数代表对邓发和凯丰这两位上届的政治局委员表示异议。在预备投票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毛泽东上台讲话，做代表的工作，又把他们二人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在正式投票时，他们两个人仍然没有超过半数，因此未能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博古、叶挺、王若飞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被葬在延安。凯丰则调到东北局工作，1955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张国焘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毛泽东对当年草地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他多次谈到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认为那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在“文革”风暴中，“张国焘路线”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使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劫难逃。陈昌浩在苏联度过了十几年的寂寞岁月，1952年回到北京。他从一个征战沙场的红军将领转变成埋头书案的学者，主编了一部《俄华词典》。在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十几年中，为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批斗。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含冤去世。

    张琴秋1937年底被营救回延安后，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建国后她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张琴秋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经历又被造反派上纲上线，被打成“叛徒”。张琴秋不能忍受这种侮辱，1968年4月22日以自杀作了最后的抗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了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大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案和历史上的错误被纠正过来，不仅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获得平反，陈昌浩、张琴秋以及许多蒙受冤屈和苦难的老同志也都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一些早期的历史问题也被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当年李特离家参加革命后，他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的下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到了安徽霍邱县，李特的老母亲跑了八里地，坐在大路边上看着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从眼前经过，想从中找到自己的儿子。一连坐了几天，队伍过完了，才失望地转身回家。直到李特死后半个世纪，在一些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反映下，组织部门重审之后，承认李特、黄超是被错杀的革命同志。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他们以“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身份列入书中，并在辞条最后说明：“1938年初被诬陷杀害于迪化。”

    张国焘虽然盖棺论定，但西路军的问题始终成为一个敏感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李先念同志查阅了当年的历史档案，于1983年2月25日给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