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屋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可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间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年时同我寡母（指周恩来的过继母亲）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两年以后，当周恩来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到这件事。这一次就比较严肃了。周恩来说：“一九五八年王汝祥同志来，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周恩来听完以后，再次交代：“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同志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了话，恳切地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毛主席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最后，她还郑重其事地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你是党员，你们应该听他的正确意见嘛！”

    刘秉衡回淮安以后，向县委如实汇报了周恩来总理的严肃嘱咐，县委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指示的精神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周恩来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一九六一年八月，周恩来在接见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桂云在无意中提到，尽管旧居做了那样的处理，还是经常有人去参观。周恩来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郑重嘱咐孙桂云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时间在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进。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周恩来的声望也与日俱增。全国人民爱戴他，世界革命人民尊敬他。因此，前来瞻仰周恩来总理旧居的人，也愈来愈多了。顺道的，专程的，或来自邻近的农村，或来自遥远的城市……然而，他们在局巷三号大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木牌，上面写道：

    不少虔诚的瞻仰者，怀着无限崇敬与留恋，带着难以弥补的遗憾，在不断回顾中依依不舍地离去……

    这情景终于被总理完全了解了。他很不安。多年来为这件事采取了很多措施，不但没有实现自己“不留痕迹”的愿望，反而参观者有增无减。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怎能让自己在群众的心目中和毛主席相比呢？！他决定采取行政手段，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的第二天，县委就委派一位常委去旧居了解情况。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整修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