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简述
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就多次颁发禁令,严禁军队和豪强圈地扰民,破坏农业生产,同时将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民,兴修水利,蠲免赋税,使农业生产一度得到恢复,社会也逐步安定。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观寺庙极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也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