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

    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

    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