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抵触。中方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当时，赫德还是表示，英方无意改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

    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

    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我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了解香港政制发展的背景和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制定“政改”政策时的基本考虑。

    柯利达来访的最后一天，我同他进行了会谈。这是他此行中的最后一次正式会晤。他对前两天会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深感失望，急于抓住最后机会取得一点儿成果。

    澳门的过渡期几乎与香港的过渡期同样长，但面临的问题颇不相同。

    现在，当人们读到这批外交文件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英双方会为了多几个还是少几个直选议席如此兴师动众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中方不会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还有修改的可能，双方可以进一步商量，大门并未完全关死。

    当时，我们得出的印象是，彭定康本人似乎还不大了解上述中英两国外长1990年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在我同彭定康的会见中，我严肃地指出，他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这些话说得很重，在过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谈判中，我们还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可惜的是，彭定康置若罔闻，完全听不进中方的忠告，也不理会中方的警告。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风波后的新形势下，英方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主意。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双方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过详尽沟通，最后，英方对公布的草案稿已无意见。但在赫德的这封信里，重新对草案，特别是在香港政制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大大提高了要价，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比例。

    1990～1991年，中英之间有关建设香港新机场的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其他问题一时显得不那么突出了。赫德来京，主要谈的也是新机场问题。香港新机场问题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本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同样具有跨越“九七”、影响特区政府权益的性质，需要双方磋商，取得一致意见。新机场问题的磋商前后延续了数年，是另外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就不做专门记述了。

    赫德摆出了达不成协议也不在乎的姿态，他用了SECOND BESt（次好）一词，说如果没有协议，只能是一个次好的选择，而这将对香港的信心和繁荣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1990年初，形势更为紧迫。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英方有些着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与中方就此事达成妥协。当时，赫德来不及等到与我会晤面谈此事，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我交换意见。那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与中方人员多次接触，转交各自外长的“信息”。这虽非亲笔签名的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