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有始无终的舞，世上再无袁骆冰。

    最后自己也不记得是怎么停下的，我力尽倒地，注视着只有一个人的观众席。

    不知何时黎翘出现在场内，好像他已在暗中伫立良久，耐心地等着我落幕。

    然后他朝我走过来，声音不带情绪：“把地擦干净。”

    崭新的塑胶地板上留下了脏兮兮的脚印，还有一串奇怪的水迹。我的视线早已模糊，分不清这是汗还是泪。

    “把地擦干净。”黎翘抬脚踹我，又说一遍。

    勇气无端端地蹿起来，我居然生硬地顶撞他：“要擦你自己擦，在这台上我只是个跳舞的人。”

    黎翘被我的态度惹火了，加大力道抬脚又踹，可我依然直挺挺地跪着。

    一脚没将我踹倒，第二脚最终也没踹下来。他静立于我身侧，抬手按住了我的后脖子，手劲微妙难言，或是施压或是安慰。

    回程路上我的情绪一直不是很高，副驾驶座上的黎翘也一样，我们两个一路无话，车厢内是暴雨将至的寂静。

    路程行至三分之一，沉默终于被打破，黎翘突然出声：“把车停下！”

    车停了。身旁的男人快速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爷！爷，我错了——”我心知不妙，竭力讨饶。

    黎翘打开我的车门，不容分说地揪过我的领子——我犟他不过，被拽出了车外。

    “滚。我不想再看见你。”他自己坐上了驾驶座。

    劳斯莱斯启动的瞬间忽又停下——那打包好的三笼汤包从车窗里飞出来。

    我被狠狠弃于街头，不解为何黎翘会大光其火，但有一点好像挺明白，我把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如此轻易地丢掉了。

    大约是综合考量了占地面积与投资成本，艺术中心地处偏僻，离我那个同样偏僻的家就更远了。我不舍得在这个地方打车回家，实则兜里也不剩几个钱。这个时间点公交车司机都回家搂着老婆睡觉了，而出租车的计价器疯得跟老年人的血压计似的。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几近身无分文的我走一段歇一段，走不动以后，就蹲在路边啃那只早已冷硬的肉包。

    恰巧一个开着残疾人车的大哥从我身边经过，停下车冲我喊：要不要坐车？

    我没钱。我朝那位大哥挥了挥手，你找别的生意去吧。

    大哥笑了：“知道你没钱，有钱谁会大半夜蹲大街上啃馒头啊！这个时间还在这种地方乱晃的人都是苦命的人，咱俩是苦命人遇上苦命人，我就捎你一段吧。”

    这辆残疾人车虽然罩着一个棚子，但棚子破得可以，四壁透风。车颠儿颠儿地跑起来，老旧的引擎隆隆作响。冷风飕飕地扑过来，像小刀子似的剔着我的脸。

    残疾人大哥特别健谈，一下拉近了两个陌生人间的距离，缓解了一路劳顿的倦与慌。

    他说自己是个单身父亲，有个患了唐氏综合症的八岁女儿，前两年见义勇为在车轮底下救了人，结果被救一方翻脸不认，自己白白丢了腿。

    “施恩不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