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于零售鸦片“以供消费”的规定，文字含混，无照烟贩常诡称其鸦片“用于出口，非供本埠消费”，继续经营零售业务，从而损及鸦片包商的垄断地位，影响包税制度，减损政府收益。因此，立法局于同年7月制定当年第5号法例，除正式规定以拍卖或招标方式出售包税权外，删去了原法例中“以供消费”字样，以保障包商利益，保护税源。8月，买办冯亚蒂?卢亚贵以每月1710元、为期一年的高价夺标。总计实行包税制的头两年，港英当局假手鸦片包商轻而易举地为香港岁入新增六千五百余英镑，约占同期香港年收入的13.1％。鸦片包税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售地收入的第二大项。

    戴维斯满意地向英伦政府报告：鸦片包税是香港“岁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1846年11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致函戴维斯，认为鸦片作为“消费品”，是“最合适的”收税项目，他对香港实行的包税制度表示首肯。这表明英国新政府在鸦片问题上将承袭上届政府的政策。然而，实行包税制后，香港鸦片总归承包者“一家发卖，烟价索勒高昂”。三昌、丽源等10家商馆联名于1847年1月禀报香港当局，要求“撤散烟土公司”，由众商各自“领牌贩卖烟土烟膏”。英国大鸦片商吉布等也抱怨说，实行税制后，香港鸦片零售价高于邻近地区，一些中国烟贩改由他处进货，香港销售量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为存放船上的鸦片支付水上保险金和每箱每月20先令的储存费。另一方面，鸦片包商为维护特权，以查禁私煮私售鸦片为名，雇用侦探和武装船艇搜查民居民船，干扰了当地贸易，使正处于不景气状态的香港经济蒙上了更大的阴影。英国政府和洋商为此深感不安。戴维斯的鸦片包税政策一时成为舆论界众矢之的。1847年3月，英国议会成立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后，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进行自由贸易，才能使香港繁荣，实行包税制是“不明智之举”。有鉴于此，戴维斯接受总巡理府希利尔的建议，于1847年7月决定，将现行垄断经营制改为牌照制。牌照共分三类：零售整箱以下烟土者，月纳规费30元；煮卖鸦片烟膏者月纳20元；开设吸烟馆者月纳10元。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发售，数量不限，有效期均为一年。

    香港一开埠，就宣布是无税港口，但实际上香港内部税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种名目增加税收。1844年7月，戴维斯上任不到两个月，港英当局就陆续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沽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以及《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业牌照税条例》，征收土地税、牌照税，等等。

    8月，港府在没有征询任何方面意见的情况下，立法局通过一个人口登记法例，规定全岛居民，不论华人、洋人，贫穷富贵，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总登记官办理姓名、地址、职业登记一次，领取登记证。洋人一律收费每人5元，华人每人1元。法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强烈反对。华人反对自然无足轻重，洋人反对，要麻烦得多。叶灵凤先生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情况。

    对于这样一道法令，香港的英籍居民的反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尊心、民族的荣誉，以及个人的自由，都遭受了蹂躏，情形的恶劣比在广州时期受清朝官吏的限制更甚。因此召开了一个居民大会讨论此事。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条纳税登记的法令，不仅对英国人苛酷无情，而且不符合英国立法传统。全体英籍居民一致反对，并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呈递戴维斯。

    事有凑巧，就在英国人呈送抗议文件这一天，港府宪报登出该法令的中文译文，把人头税每年一次错成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浇油，使已经沸腾的民愤更加剧烈。当时的《中国之友》评论说：“中国人向来逆来顺受，惯于忍受任何敲榨。可是这次由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