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历史家如果认为他们牺牲家人去完成一种超级的伟业或者是言过其实，可是最低限度看来，唐朝真正创业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称帝的武则天都知道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开端

    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因之也愈无系统。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继续出现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现。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当初创时，它的乡村人口以极简单的公式组织而成，因其单简，官僚机构得有充分之自由处理。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传统历史家责难宫廷之生活侈糜。当安禄山南驱而进之日，西安与洛阳间各仓库物资充实。皇宫之浮华更为人指责。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虽在公元8世纪，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无可怀疑的，她们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资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国君为李隆基，武后之孙。当时他已近72岁，在位43年。他所宠爱的杨贵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两人都好音乐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动。他们的故事有一段传奇而间常为激动所冲破。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地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