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给了当处旅游之地增加了一种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节更为复杂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贵妃之从兄杨国忠为相，他始终说安禄山有反叛的趋向，传统史家称安禄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唐时属于国防边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置之患昧。可是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