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

    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解放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其中，他们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那时，毛泽东已经对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跟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周扬，希望周扬能够“下去”———也就是下乡。由于毛泽东是跟陈伯达谈的，所以陈伯达也就对周扬下乡一事给予关心。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平心而论，周扬在“文革”前，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中国文艺界曾推行“左”的路线。不论是“反胡风”、“反右派”，还是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注：“丁”，即丁玲；“陈”，即陈企霞）……复出后的周扬，却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周扬大声疾呼，冲锋陷阵，敢说敢为。周扬还真心实意地向当年受到他的错误批判的文艺界人士道歉，从此深得文艺界的拥戴。

    陈伯达并非当年受到周扬错误批判的人，而是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严重罪行的人，周扬怎么关心起陈伯达来呢？

    迟暮的周扬，十分求实。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

    ——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