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勇气。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个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翌日上午，陈伯达把希望与周扬晤谈的请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员。陈伯达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复：当天下午，公安人员便通知陈伯达，经过请示有关部门，同意他与周扬会晤。

    由于周扬前往陈伯达住处看望，诸多不便。于是，请公安部门派人陪送陈伯达前往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安儿胡同周扬家中晤谈，时间定在当天晚上7时。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公安部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公安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据陈晓农回忆，那天夜里陈伯达回来时，显得有些兴奋，但是也已经有点疲惫。陈伯达只是简单地跟儿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陈伯达详细地向儿子讲述了昨晚的情况。陈晓农意识到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晤，随即作了笔记。

    据陈伯达说，周扬所住，是黄炎培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谈话在会客室里进行。

    公安人员在另一处休息，并不参加他们的谈话。除了周扬之外，还有周扬夫人苏灵扬、周扬秘书一起参加谈话。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谈话的部分内容：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里说：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 ※ ※

    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