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