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