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局势变得紧张、复杂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乱纷纷，毛泽东却不在北京。

    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杭州！就连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带去，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会议通过———须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主管着政府工作，正忙于准备出访。6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国，归国途中，还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在7月初，周恩来才飞回北京。江青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眼下却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不知所措。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曾由北京飞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革”。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毛泽东处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便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刘少奇在北京“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得照办。而对波诡云谲的“文革”，刘少奇心中无数。他用老办法来对付这“新问题”———派工作组。

    当年，土改时派过工作组，“三反”、“五反”派过工作组，“四清”运动更是大派工作组。1964年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便达3．8万人！

    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单位，以便领导“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支持刘少奇。

    出乎意料，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不客气地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邓小平的反问，问得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一顿。在政治局里，陈伯达陷入了孤立，真不是个滋味。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

    原来，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条”时，陈伯达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江青又给陈伯达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组对《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来。看到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