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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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