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