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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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