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