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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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