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 ※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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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当时，江青在钓鱼台王力的房间里，姚文元来找江青，问她去上海的任务。江青对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七·二0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16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8月7日的讲话博得一个雅号，曰“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康生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是谷牧。他曾在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统战工作，当时党组织负责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康生看了王力的档案，便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另外，康生还把王力定为“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康生显得“过分”地“积极”了。其实，康生来个落井下石，内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关锋的关系毕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当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时，王力和关锋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还挂了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