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 ※ ※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 ※ ※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