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