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担心巴菲特遭到不测时

    会损失自己的投资，于是巴菲特买了一个保险，并命名这些人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鲜明的感情。当导游详细地介绍着赫斯特在每一件东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费时，巴菲特听得烦透了，他抗议道：“请别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花的，说说他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金钱似乎从政治的角度上对他有些影响，但绝不是人们平常认为的那种方式。当他变得完全独立地富有时——大约在60岁出头和中间时——他终于宣布他脱离了父亲，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与大多数百万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沃伦逐渐形成的政治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规模扩大的社会的恐惧心理上的。在动荡的60年代他领悟了许多事。古巴的导弹危机会让他觉得羞辱，就和广岛一样。据他的朋友迪克。霍兰说：沃伦感到有些害怕，他开始对研究导致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如何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产生了兴趣，他总是企图算出世界发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小。

    在这段时期，巴菲特广泛地阅读了伯特兰。拉塞尔的大量的书籍，并接受了这位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许多国际主义的观点。作为一个像拉塞尔一样的不可知论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认为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来保护这个星球免受如核战争之类的危险的威胁。与他那孤立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的父亲不同，沃伦意识到对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权这一热点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奥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许多择业机会上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霍华德。巴菲特在公民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但他作为约翰。伯奇社团的一名热心成员，他便认为对这一切不用操心。

    沃伦则语气强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场上。他停止了奥马哈扶轮社的活动，主要是因为他对它们种族主义者和人种优劣论表示反对。种族歧视与他对于准则的信仰以及他对中立的尺度的热衷相冲突，而后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与此相同，他认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机遇更好是一种错误。

    巴菲特还要面对妻子的一种理想主义看法，苏茜是“美国人组织”的发起人和热心成员之一。“美国人组织”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奥马哈妇女组成的一个团体，它到教堂、学校、俱乐部等地方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种族偏见。这个小组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苏茜讲述美国上层白人的观点。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奥马哈，“美国人组织”

    的确具有冒险精神，苏茜阵营中的妇女们渴望参加议会。然而巴菲特一家是位于纯白人运动盛行的幸福园地区的少数几家——有时，也许是唯一一家——能定期地在家里招待黑人的。

    由于反对共和党人对公民权的漠视，沃伦决定脱离父亲的政党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士，这对于他来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正在与癌症做着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共和党已占据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在1964年冬天，霍华德忍受着更重的病情。沃伦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

    一天晚上，“他与霍华德就改变政治立场进行了一场相当艰难的谈话”。就像他对查理。芒格所说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亲是错误的，但他不想像霍华德一样被“意识形态耗尽精力”，（也许为了减缓他父亲心理上的痛苦，沃伦直到霍华德去世后才改变了党派立场，并公开承认了这种转变）。

    到了春天，父亲的病愈发恶化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巴菲特在迪克。霍兰家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时，精神状态极为不佳，但是他把这坏消息埋在自己心里。没过几天，巴菲特到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