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情和理解。她的尊号头衔是“威尔士王妃殿下”（Princess of ales），而朋友们则戏称她为“战争囚犯”（Prison of ar）。王宫里幽闭苦闷的生活使王妃逐渐患上了禁闭空间恐惧症，对于任何封闭的空间都感到无法克制的害怕。1991年，她的医生们怀疑她可能患有颈脉肿瘤，虽是个良性肿瘤，但它的增大会压迫肩胛下的神经。为此，她到医院接受全身扫描检查。一站到那四周封闭的扫描仪器里，她心跳加剧，紧张万分。医生只好用镇静剂来平稳她的恐慌。本来15分钟的检查她却用了2个小时。

    在王宫这个让她无法信任的环境里，特别是电话窃听事件后，保密谨慎成为了戴安娜的行动准则。在肯辛顿宫，她的私人房间中，有一架碎纸机，用来销毁她的信件。还有一部电话防窃听器，用来改变她打私人电话时讲话的声音。1991年夏天，她让人用一架电子仪器秘密地把她的房间“扫”了一遍，寻找可能暗设的偷听装置，虽然什么也没有，但她的怀疑并未消除。她甚至对她丢进废纸箱中的东西也极为小心。任何人，任何事情她都不敢相信。

    为了谨慎起见，她开始给那些为她提供服务和帮助支持过她的朋友们改寄香蜡烛，而不再用写感谢信的办法，目的是避免那些善意的信笺或其他礼物落入他人手中，节外生枝。

    如果说戴安娜是温莎星光大道上的超级明星，那些高级王室人员就是表情冷漠铁石心肠的制片人，他们在幕后兜来逛去，等着捉她的痛脚，鞭挞她的每一次疏忽。任何对王室行为准则最小的突破，都会招致喋喋不休的议论；而任何履行王室使命的出色表现，只能引来吹毛求疵的挑剔。

    一次，她和母亲去意大利旅行。在那3天里，主人家的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安东尼奥·佩佐热情地为她们开车，带她们母女参观游览。临别时，戴安娜感激地吻了他的面颊。为此，她受到了指责。

    另一次，她称赞了梅杰首相在海湾战争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受到了指责。她考虑到的是鼓励一下新上任的首相，而女王的私人秘书，王妃的姐夫罗伯特·弗洛斯爵士则认为她的表态太政治化。

    王室成员的尊贵身份同样要注意保持。这也是戴安娜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一部新电影上映后，王妃参加了一个聚会，与一位好莱坞影星交谈许久，颇为投机。第二天，王妃就受到责难，说是王室成员在这种场合出现不合时宜。事实上，这次聚会对戴安娜触动很大。这位影星向王妃畅谈作为一名女演员的艰辛，并告诉王妃，每当她对生活失去信心时，她就想起戴安娜，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两位命运多舛的女性同病相怜，开始了她们良好的友谊。

    在这种动则处咎的境地中，王妃不敢信任王室的工作人员。

    每天早上，她从白金汉宫游泳池游泳回来，便亲自拆阅自己的信件，既免去了工作人员为她筛选，还可以得到关于民情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做法有几次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父亲给戴安娜写了封信，说他的孩子在临终前的最后愿望就是能见王妃一面。读了这位父亲的恳求信后，戴安娜深为感动。她亲自过问，她将老人的孩子介绍到伦敦一家由“莱特豪斯基金会”办的专门接收艾滋病人的招待所，随后，戴安娜又视察了该所。由于她的亲切关怀使这位青年的临终愿望终成现实。假如让秘书们拆阅这封信，这家人很可能只收到一封由女侍打印的，只表示同情但不做任何承诺的慰问信。患者的父亲也表示，他给戴安娜写过信后，一点也不抱成功的希望。

    对于她周围的工作人员，戴安娜同样难以信任。她与自己的几位女侍发生了冲突。她认为她们同样囿于王室的清规戒律，把她当孩子一样严密地看护。

    为此，戴安娜经常向一些对王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