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天，叶鸿眷以叶企孙之名再考清华，再被录取，经“甄试”编入戊午级，从此开始了他为时5年的清华学习生活。

    斯时已是民国二年。经过辛亥革命后的清华园，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仿佛一场普通的雷雨，经过短暂的倾注之后，这里的物象仅有些淋漓水泡而已。还是令人遐想的“水木清华”，还是藤影荷声交织的厅堂，只是荷花池间的蛙鸣唱得更响，月光之下荷花开得正盛而已。叶企孙以旧地重游的心绪徜徉在对往事的怀想中，仅仅一年多工夫，帝国已去，民国已来，然在天地自然里，全然看不出一丝印痕。

    然而，这个曾经寄托着帝国梦想的学校，现在仅仅沿着惯性向前行进而已。民国政府仅仅对学校人事上进行了调整，对于它的未来，并没有清晰的设计。一个巨大的空白留待填补。

    在庚子赔款的使用上，在中国虽有兴智办学的美谈，但缘起却是因了西人的算计。美国人早就知道中国的赔偿已经超索，只是对外缄默不语。在商议中国政府赔偿是付金还是付银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坚持付银，声言倘若付金，势必增加租税，加剧仇洋心理。美国前不久刚发生虐待华人事件，国内群情愤慨，掀起抵制美货浪潮。如果再因赔偿事引起时局动摇，将不符合美国在华的利益。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见梁态度恳切，闻言为之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获得美方关于庚子赔款超索的信息后，遂不再商谈如何付款的话题，转而索要超额款项，并在很短时间内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口头协议。

    美国对决定归还这笔款项虽然有了明确的态度，但如何归还，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归还，美国人还没有想好。

    这一想就想了若干年。

    一天，总统罗斯福在教堂里见到了从遥远的中国回来的两个传教士。这两个传教士传教的地点在长江之滨的武昌。大概是被那里的历历晴川和萋萋芳草深深吸引的缘故，他们对当地的山川名胜人文景观赞不绝口，顺便也提了提他们愉快的传教生活，并不失时机地予以了夸大。这本来是一件寻常小事，然而罗斯福却从中捕捉到了非比寻常的信号。

    凭借坚船利炮从战败的文明古国手中夺人财富，不管多么巧言辩饰，终不免有强盗之嫌。发起战争，是上一届总统任期内的事，罗斯福觉得他们的行止有些愚蠢。罗斯福是一个文化扩张主义者，他一直想寻找一条有别于前人的路径，来达成坚船利炮所无法完成的预期。罗斯福还注意到了日本对华策略的变化。日本也是参战国，但是，自中国洋务派张之洞提出劝学留日之后，日本人却多有迎合之意。仅几年的时间，日本就有中国留学生五万余人。1904年，中国政府还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并且聘请日本教习千余人到中国任教。日本人何以如此行事？当时的驻华大使柔克义就说，日本企图以精神层面影响和支配中国，进而达到商业上的利益。另一个在华美国教会教育会长史密斯的看法更深得罗斯福之心。他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军旗更为可靠。

    罗斯福眼前晃动的旗帜虽说比军旗更可靠，但却不甚清晰。美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中国文化的优势究竟有多大，他心里没有底数。但是，来自中国武昌的两个传教士给了他信心，他从他们的谈话中获得了一个清晰的判断，这就是“基督教的教育可以同化中国”。这个判断让他有些喜不自胜。他浑身上下充斥着莫名的激动，就像圣徒顿时被灵光笼罩。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看到了“中国的觉醒”，只要强调正义与教育，从此不再诉诸武力，中国人就会转变仇洋心理。罗斯福大声疾呼，倘若要想在根本上捍卫美国的利益，必须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