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一种正义的生活”，“如果我们止足不前……那么，勇猛的、强大的人民将超越我们而过，胜利地控制这个世界”。

    罗斯福总统不再犹豫了，他说要做此事的机会是今天，而非明天。他很快发表了国情咨文，说明了美国退还超索赔款的善意，明确表态想把这笔钱用在协助中国教育上，使中国人尽快地适应现代化环境。而要完成这一构想最好的方式就是促进中国派遣留学生来美国大学读书，并且呼吁美国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们采取一致行动，完成此项工作。

    罗斯福总统成功地将个人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他也期望中国能给予他相应的回应。然而，关于如何使用这笔钱，在清廷内部却存在着诸多分歧。梁诚是主张把这笔钱用在教育上的。虽然美国人在确定退款时曾经讨他的口风，问他中国政府如何使用这笔款项时他故作外交辞令说：“这是我们中国内政，无可奉告。”但他的心里却早已有了小九九。身为外交官，他对美国何以崛起而中国何以衰败看得真切，悠悠万事，当以教育为大，这样既抓住了根本，也顺合了美国的心意。不过，他只是一个外交官，权力有限，他只能在外交的罅隙间发挥有限的作用，还不能代表国家意志，所以他才如此委婉地对美国说那些莫衷一是的外交辞令。梁诚一方面将与美国周旋超款事向外交部报告，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看法向国内的权臣进行渗透，在外交部和别的机构里都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然而，北洋大臣袁世凯获悉梁诚来自美国的报告后，却想把这笔钱用在东北三省的经济建设上。他致函外交部和总理大臣，希望将这笔钱“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诚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袁世凯不说不兴办教育，而是要把这笔钱先倒一下手，然后再用开办路矿的利润去办学。袁世凯此时的用意是为对付日俄对东三省的觊觎，他想打经济牌来振兴东北经济。但袁世凯的主张在总理大臣庆亲王和主管外交部的会办大臣瞿鸿那里受到了冷遇。他们不软不硬地对袁世凯说，你的想法或许不错，但人家美国人未必能同意。袁世凯欲罢不能，他不断给外交部施压，并让外交部给梁诚训令，务必把超索款项要回。外交部对袁世凯采取既不得罪又不热切的策略，指示梁诚说，你要“揆度情形”，如果不妨碍的话，你再提出袁的要求。而梁诚则对袁的话干脆来个束之高阁，在与美交涉过程中，全然不提路矿事，很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使袁世凯毫无办法。

    不久，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外交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他命奉天巡抚唐绍仪游说美驻沈阳总领事史催得，请他代为活动美国国务院，将退款作为开发银行资金。唐还向当时美驻京公使柔克义和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等提出此议。

    1908年夏，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外交部特使去美游说，结果无功而返。

    就在同年7月14日，外交部照会美国公使柔克义，同意中国学生去美国“分授高等教育”，“……前四年每年遣送百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送五十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项退赔款用毕为止”。

    从超索之事的提出到最后用以教育的协议达成，梁诚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这个有些执拗的南方人，冒着得罪顶头上司的危险，以自己的顶戴花翎为赌注，终于智慧地完成了游美办学的心愿。若从历史的角度看，梁诚真应该算是清华办学的第一个幕后功臣。

    游美之路已经打开，到叶企孙这一届，前面已送走4批“直接留美生”。这4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顶尖人物，如梅贻琦、胡适、胡刚复、张子高、金邦正、金涛、竺可桢、赵元任等等，可谓云蒸霞蔚，光彩四射。

    这些留美学子学成后大都选择了回国服务。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海归”。

    关于对留美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