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科学家，他在构建这个理论的同时，更多考虑它的可操作性、系统性、完整性。同时他又是实干家，因此他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总是努力地去实践它，精细地打磨它，不断地去丰富它。

    在引进师资的环节上，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质不重量”。在招生环节上，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质不重量”。在日常教学中，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重质不重量”。

    他并不主张学生多做习题，特别是难题怪题；他从不搞平均主义，对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免去一般性课程；他常说学习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创造性……

    在“重质不重量”的指导思想下，清华大学物理系从1929年至1938年10年间毕业生仅73人，整个理学院也才有361人。据资料显示，因尺度严苛，要求极高，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31年，每年淘汰率都在19%以上，而理学院则是其中淘汰率最高的……

    但是，凡是从清华大学理学院这个窄门走出的人，成才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由于“重质不重量”，叶企孙的教学总是显得与众不同。考试时，他几乎没有出过统一的试题，常常是因人而异，每人领到的考题都不相同。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企孙给王大珩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著，让王大珩先看完这本专著，然后让他根据这本专著中的论点写出自己的见解。王大珩领受了叶师的任务后有点犯憷，他在中学时仅仅接触过一星半点德文，平时用得最多的是英文。但叶师让他看德文版的专著，自有他的深意，况且这是考试，和学分联系在一起，自然不能去跟老师讨价还价，只得硬着头皮看下去。他那些天就像着了魔似的，每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就像战士消灭敌人火力点似的，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去攻克，竟然把专著从头到尾啃了下来，并且给了叶师一份令他满意的答卷。通过这次考试，王大珩不仅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自己的德语水平。当时世界光学研究的中心在德国，这对日后搞光学研究的王大珩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年后，王大珩对叶师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考试仍记忆犹新。

    同样对叶师的考试风格记忆犹新的，还有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其父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其母系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李政道少小聪慧，4岁识字，竟能背诵诗文、演算数学题。

    李政道从中学起就遇战乱，一路颠沛流离，竟全是为了读书，从上海逃至浙江嘉兴，又从嘉兴转入江西联合中学，之后又从江西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此时王淦昌已从山东大学转来，李政道正好投在他的门下。就像吴健雄投在施士元门下一样，李政道一踏入大学门槛就遇到名师，这是这位少年才俊的一大幸事。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有两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教授，一位是王淦昌，另一位是束星北。李政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学业大进，不久就成了人人皆知的优秀生。王淦昌之于李政道，就如当年叶企孙之于王淦昌。李政道活脱一个当年的王淦昌，灵动，聪明，而且是一个热血青年。刚入学不久，正是日寇发动“一号作战”之时，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南北以联结东南亚战场，自春季开始，长驱直入诸多未曾占领过的地区，致使大西南民心惊悸。为了遏制日寇的进攻态势，国民政府鉴于兵力不足的情状，决定招募新军，号称“青年军”，号召广大爱国青年，特别是正在上学的大中学生踊跃报名。此时的李政道被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所鼓动，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青年军。消息传回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想起“莫斯莱事件”，想起当年叶师的教诲，急忙找来束星北教授，遂开始了抢救“中国的莫斯莱”之旅。

    莫斯莱是物理学界非常有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