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而非其他。他们选择的标准，实际上寄托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愿景。但就三个人来说，似乎还略有不同。陈寅恪选择梁启超，除了真心服膺任公的学识人品之外，还掺杂着率性斗狠的成分。时值曹云祥发难梁任公和国学研究院，曹唆使朱君毅指挥新生王省投书诬告梁，企图挤走老先生，不料被众人识破，于是在校务会和评议会上遭到大家的攻讦，曹、朱、王三人其状极窘，无奈之下，曹只能金蝉脱壳，而朱君毅也只能丢卒保车，王省最惨，只能表演壮士断腕，牺牲自己，保全师长的面子。在这种对方完全瓦解的态势下，陈寅恪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他主张学生王省干脆到校务会和评议会上把老底全揭出来，不要顾及朱、曹的面子，让大家快意恩仇一回。面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为好朋友的吴宓就说他“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4页）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主张拥梁长校，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至少可以说并非深思熟虑。而钱端升提出的胡适，从他自己的言行可以看出，是脱离不了小群意识的。相对来说，叶企孙提出梅贻琦，则是深思熟虑而又目光长远的。

    曹梁结怨，两败俱伤。最后曹黯然离开清华园，梁启超也住进了医院里。这段时间里，陈寅恪、吴宓和少壮派教授们似乎一下子统一在叶企孙的主张下，提出让梅贻琦代理校长职务，如果不允，由评议会推选教授轮流长校。我们缺少叶企孙何以“统一”众教授的资料，唯一留下痕迹的是吴宓对这件事情的记述：“晚7-8陈寅恪招往。谈次，知曹校长即将去职。现在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面谒梁劝说云云。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2日。就在10天前，陈还主张推梁启超：“寅恪力主梁公来长校，云胜于曹。”（《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0页）仅仅过了10天，陈寅恪就改弦更张，并且还十分热忱地给梁写信，让他转荐梅贻琦，如果拿不定主意，便让吴宓亲到天津游说。其态度较前，可谓判若两人。清华园里首推梅贻琦者，当是叶企孙。显然，能让陈寅恪改变主意，并能如此深刻施以影响的，在少壮派教授里，也唯有叶企孙。此中详情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历史尚未留下任何史料供我们佐证，但凭着叶企孙与陈寅恪、吴宓之间的挚友关系，凭着叶企孙在清华少壮派中的统领作用，陈寅恪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不管作何推断，都会与叶企孙有关。我们可以从吴宓本人对清华校事的应对态度上看出诸友对叶企孙是多么倚重。

    吴宓初来清华，因年龄资历名望的关系，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国学院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而且还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的成员。而此时，叶企孙还只是物理系一普通副教授。但是，由于吴宓太过书生气、情绪化，同时敏感而多疑，难免在校务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为人诟病。而叶企孙却以自己的坚毅和隐忍换来同事们的尊敬，一年之后就跻身校系领导阶层，和吴宓平起平坐了。特别是对校事，在几经挫折和浮沉之后，吴宓内心已对叶企孙彻底信服。他曾说：“盖宓对于校局，决随叶企孙、陈总为进退。”吴宓是何等挑剔的人呀，就连陈寅恪为人处世稍有不慎他都悉数挑点，竟对叶企孙唯命是从，可见他对叶何等钦佩。

    吴宓在校事方面倚重叶企孙，是不是也影响着好友陈寅恪呢？

    总之，在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少壮派选择校长的标准似乎已经统一到如下几点共识上：

    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