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教授。比如他任用杨振声取代梅贻琦教务长职，用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等等，尽管也是一时之选，但清华人仍不免侧目。尽管他也尊重接受评议会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用《国立清华大学条例》来限制它，制约它。他虽然宣称“我个人在党内不参加任何派别”，但谁都清楚，若没有国民党的背景，仅凭罗家伦一己努力，无论如何不会30出头就来清华园长校。他文史不如当时的梁任公、陈寅恪，数理不如叶企孙、熊庆来，哲学研究上比不过金岳霖，以他的资质，能在清华大学当上一名货真价实的教授足矣。正因如此，在清华园里，他的党人意识和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清华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对抗。每所学校，不管大小与否，只要数十年上百年延续下来，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传统。传统是一种气味，是用来区别族群的一种东西；它同时又是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方法日积月累后所形成的定式；它更是一种审美观念和一种价值判断。凡属传统，都和历史有关，你可以改变当下，很难改变历史。自国民党始，就着手对清华的传统进行改造，尽管有其合理部分，却因主旨在驯服，因此收效甚微。罗家伦用“党国新仪”，对清华实施“纪律化、军事化、学术化、廉洁化”的“四化”改造（也有说是“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结果却遭到清华学生的普遍反感。冯友兰总结说，“‘四化’中以学术化最成功，纪律化成绩平常，军事化则彻底失败”。

    罗家伦败走清华园前曾“召集智囊冯友兰和郭廷以等人商量”，冯友兰和郭廷以主张他辞职以保全面子。罗接受了。“所以罗的辞职理由除政治因素外，对清华的学风也很失望，这是阎锡山失败后，他一再坚持不回清华的理由。”（《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1-32页）

    罗家伦深恶痛绝的“清华学风”，实际就是清华的学术传统。罗家伦虽然大权在握，威风八面，但面对清华传统，也只能有“撼山易，撼清华传统难”这样的哀叹。

    罗氏出走，虽由学生驱逐引起，另一原因还源于时局。

    1930年1月9日，阎锡山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4月初阎、冯陈师中原，5月初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拉开序幕。阎、冯很快控制华北，北平亦在其掌控之下，曾为蒋介石幕僚的罗家伦焉有不走之理？

    有史料证明，驱逐罗家伦的学生不全是为了“清华学风”，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受了煽动：“蒋廷黻亦说当阎、冯反对中央时，某些阎氏左右的学生煽动一次学潮，反对罗校长。蒋没有指明何人，《大公报》就公开指明系北平清华校友会代表鲍明钤所鼓动。学生会领袖张人杰（1931级经济系）说，起初没什么背景，等到罗校长走后，才有两位清华学长，任北大教授（的）来找我讲话，‘问这次运动是否希望请清华学长回来主持母校，我答是’。于是这两位学长才提出乔万选。”（《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页）

    乔万选于是进入清华人的视野。

    乔万选，清华1919级毕业生，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毕业，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博士学位。返国后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山西党政学院主任等。从他任职履历上可以看出，他最后的落脚点已经复归政界，他的真实身份是阎锡山的幕僚兼乡党。

    罗家伦走了。他的戎装马靴腾起的尘埃还没落尽，又一个党政大员翩翩而来。清华园，难道这就是你的宿命？

    叶企孙就生活在这样的宿命里。

    自曹云祥始，叶企孙就把校长人选锁定在梅贻琦身上。叶企孙并不是圣贤，也不是先知先觉，他的这种选择来自那个时代读书人的良知和价值判断。陈寅恪选择的是梁启超，钱端升选择的是胡适，和叶企孙一样，他们锁定的校长人选都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