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书斋，叶企孙感受到了民众朴素爱国主义浪潮的伟力，这对他原本的精英爱国思想多少有些冲击。毫无疑问，梅贻琦、叶企孙、陈寅恪、吴宓等人都是爱国者，在他们心中，祖国的位置高于一切，甚至超越他们的生命。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和知识高度，对时局的分析、判断和着眼处自然与众不同。陈寅恪对蒋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充满怀疑，因此，他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以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军备及经济实力，目前无法与日本人对抗，再者，“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如果贸然开战，结论则是战必败、败必亡，不如暂且“屈服”，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而教授中对国人的表现亦多有不满：“……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吴宓虽不同意陈寅恪的看法，但其情绪的基调也是悲观的，“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吴宓日记》1936-1937卷，第169-170页）

    梅贻琦对南京政府的表现同样是忧虑和失望的。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对蒋政权的“不抵抗”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在政府首鼠两端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所呈现的战争态式将变得极其复杂，因此，梅先生曾在就职仪式上说，“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以他的识见，战争将会长期开展下去，在持久战的前提下，科学技术往往会成为两国角力对决的制胜因素。而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全赖当今的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这样的学府翘楚，应该负起重大的责任。在这样的思路下，梅贻琦是不主张学生分散精力的，在他看来，让学生们丢掉书本的主张更是目光短浅。学潮学运固然有理，但他认为是小道理，这些对“东洋鬼子”来说只是毛毛雨，小打小闹，顶多是个皮外伤，而培养出科技人才，拥有国之利器，对敌人才是致命的，才是大道理。或许是因为身为校长，在对待学生直接参与抗日活动的事情上，与叶企孙比，他表现出严格的原则性。

    在自由思想氛围下的清华教授们，在抗日爱国这个问题上，多数是倾向“知”大于“行”的。但是，唯有叶企孙除外。事实证明，叶企孙是清华教授里的独行侠。

    叶企孙的思想有别于陈、吴，与梅也不尽相同。书斋里产生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书卷气的，尽管梅、陈等均是一代哲人，识见远大，但终与民众隔得太远，少有叶企孙这样与社会和民众的接触，看问题有时难免会失之偏颇。陈寅恪对战争时局的悲观主义，对民众愚昧和麻木的成见，对科技经济的倚重和对国人的士气和精神力量的忽略等等，连吴宓也认为他“徒有退让屈辱”。实际上，这些偏颇之思多生于象牙塔内，倘若投身社会，亲身体验民众的情绪，很可能就会得到修正。梅贻琦主张老师学生“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但在“华北之大，已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国难时期，平心静气去读书是很难做到的。倘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结果就是吴宓所担心的，书读成了，但独缺少“中国精神”，缺少爱国的担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叶企孙才主张青年学生应该有组织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但前提必须是以学习为主，不能让活动误了学习。他的这些做法，很有些当今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思。因此，相对梅贻琦来说，他多了些灵活；在学生那里，他多了些通融；相对吴宓和陈寅恪来说，他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人民性”。由于他接触社会较多，常结交下层民众，思想感情渐渐发生变化，比起深居大学校园不外出走动的教授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