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掌声，是赞语和礼遇。但是，他现在成了阶下囚，成了冀中区成立以来最大案件的头号要犯。

    也是这个王政委，在逮捕熊大缜之后，又亲自对张方等人实施了诱捕——

    一天，带领冀中军区供给部队伍“路过”的供给部的王政委，通知我和胡大佛、门本中（阎裕昌）收拾好行李，到张阁庄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报道，接受新的任务。我们就找了个驴子驮着行李，带着两个青年学徒，到张阁庄去报道。

    到了张阁庄，一位姓罗的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见学徒背着“马步枪”，就和同来的干部说：“这枪怎么样？好使吗？”伸手就将枪拿到房外去看。随后就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进来对我们说：“有个问题需要和你们查对一下。你们谁还带有枪？”我们当时莫名其妙。我说：“我有。”接着我就将衣襟撩开，请罗科长自己将我腰中的手枪拿走。罗科长将我们分开，把我独自一个人锁在一家老百姓的空房里。这使我非常震动。为什么呢？我坐不住，立不住，不断打击房门，要求对我说明。（《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张方是手负了伤的，对付他不需多大麻烦。而熊大缜就没有这样的优待。逮捕前似乎就已定性，有人说他身手矫健，肯定受过国民党特务的训练。因此，在逮捕前特意布置了一番，让几个有些功夫的战士藏在门后，待熊大缜进来，以武力胁迫就范。那天，熊大缜来到指定地点，刚进门，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这时便听院子里王政委喊了一声“熊部长”，待熊大缜一回头，门后的战士一拥而上，把他摁在了地上。

    熊大缜是向后仰倒的，他的脖子被人勒着，面部被重重封了一拳，有人还用木棒猛击他的腿部。他以为受到鬼子汉奸的袭击，奋力挣扎时，才发现是被自己的战士打倒。他这才停止了反抗，乖乖地让他们戴上了脚镣和手铐。

    熊大缜哪见过这阵势？他提出要见吕正操司令员，提出让军区首长出面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他的每次要求都招来更加严酷的毒打。

    多年之后，当谈及熊案时，吕正操将军说，因为自己身份的特殊，他当时是无权过问熊大缜一案的，因为锄奸团属政治部门领导，是“党内的事情”，他本人初来乍到，甚至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因此，熊案才得以在他眼皮底下发生。而他当初更没有想到，熊案这出大戏的真正意图，直到四十年后才暴露出来，他本人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

    直到审讯时，熊大缜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1938年9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派人来冀中商谈合作事宜。最初牵线的人是冀南行署主任兼统战部部长的杨秀峰。来人叫邱立亭，曾是吕正操在东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与吕正操同系东北军一门，只是吕正操在讲武堂时训练刻苦、学业精进，很得张学良赏识，因此提拔极快，是邱立亭辈难以企及的。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拘，东北军被拆得七零八落，原属宵小的邱立亭另择门庭，攀附在鹿钟麟门下。如今，他是以政府军的名义来的，见吕正操土布粗衣，便有居高临下之态，因是老同学，又大有今非昔比之状，说话傲慢，举止失礼，使和谈一开始就处在一种不友好的气氛之中。他说，他奉晋察冀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之命来谈统一作战指挥事宜。吕正操何许人也，他当然不会买这个账。他当即不软不硬地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统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指挥。至于你所说的统一指挥问题，只能听聂荣臻的。正式会谈卡了壳，邱立亭不死心，晚上又来到吕正操住处，以叙同窗之谊为由，力劝吕正操投靠蒋介石政府，并许诺说，只要把队伍拉过去，混个司令军长是没有问题的，到政府军里要枪有枪要钱有钱，比在此屈居人下要好得多……

    吕正操拍案而起，厉声说：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