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冀中军区的“熊案”是以报功请赏的方式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冀中军区抓获平津知识分子180余人，这可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一宗大案。他们自认功莫大焉，便以书面的形式向陕北报告喜讯，以期得到党中央的嘉许。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从寻找这些文字材料，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文本里推断出它近似荒唐的内容。

    在张方的《敌后军工生活回忆》里，曾有他们几个劝解祝懿德使用英语的一段记述——5个月后，这段英语对话却成了张方等人从事阴谋活动的又一项凭证。

    把张方抓起来之后，一位姓罗的科长审问张方：

    “你们平津学生在技术研究社搞什么阴谋活动？”

    “为什么你们常用外国话讲话？”

    用外语讲话，在冀中军区是一宗罪。张方等人劝解祝懿德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初冬。而逮捕他的时间是来年5月前夕，这就是说，至少在5个月前，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就已开始在熊大缜他们的身上聚焦。监控者上至供给部王政委，下至警卫战士，都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这出预先设置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熊大缜等人却完全不知情。在这个时间段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向敌后运送军用物资、制造烈性炸药，轮流组成爆炸小组去炸日本火车、试制冀中造的各种武器炮弹……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是深夜，背后也会有人暗中窥视，这些人并不是担心知识分子的安全，而是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留心蛛丝马迹，一有异于常人的表现，就立刻记录在册，密报于上，罗织比附，深文周纳。

    很显然，那个站岗的警卫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说英语的张方们向上报告的。他很年轻，没有文化，但他懂得服从命令。如果要让文化不高的战士执行秘密监控命令，甚至监控部长本人，通常情况下必须以组织的名义他们才会相信、执行。在组织的名义下，冀中军区的一些人改变了锄奸部的工作性质，将视线成功地聚集到了一批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身上，而对真正从事叛国投敌的汉奸特务却无暇顾及，这正是异常仇恨冀中军区科技人才的日本人殊为高兴的事情。

    之所以成立锄奸部，盖因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一篇讲话。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提出“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和“防止奸细混入”。他说：“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毛泽东的讲话非常及时而又有针对性。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来，确有一些军队望风附逆，或与敌国暗通款曲，或者干脆就成了皇协军、二狗子。还有一些叛国投降者成了汉奸特务，为日本人做事。其中就有一些人混到抗日根据地来，从事间谍活动，给抗日工作制造了诸多麻烦和损失。对这些真正的汉奸分子，必须予以坚决清除，这就是中央决定在各区部队成立锄奸部的初衷。

    但是，冀中区的锄奸工作却没有按中央既定方针去落实。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对知识分子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看不惯就产生异念，因工作矛盾、团结问题、职务待遇、学不及人就恶意相向，这种因私嫌而导致主观故意制造敌我矛盾的事件在革命队伍里绝不始于此也绝不止于此，但将180余名知识分子生拉硬扯为国民党特务案犯，绝对是震惊中外的一宗大案。因此，围绕这宗大案，国共高